康有为考虑到再鼓吹君臣之义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局面，因此，对孔教会的宣传内容要有所改变：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令人不以君臣道息而疑孔教之不可行。
[②]班固：《汉书·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45页。但经过郦食其、陆贾、叔孙通在政治实践中的努力，经过陆贾、贾谊与韩婴在理论上的继承综合，儒学不断地发展壮大。
[41]这也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并没有解释董仲舒何以会有这种矛盾。陆贾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就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短命情形下进行的，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就显得分外热切，也表现了统治者在上升阶段的进取精神。在这一文化观的指导下，孔子在处理社会关系上强调君子群而不党（《论语·为政》），周而不比（《论语·卫灵公》），泰而不骄（《论语·子路》）。[27]他提出要吸取秦不讲礼义，天下大乱导致败亡的教训，强调礼义对治理国家的至关重要意义。
孔子与学生很少谈抽象的形上学问题，讨论的大都是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美政就是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孔子的思想与西方教主不同，孔子不能称为宗教家。
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其次，试图通过教会化的方式，将孔子树为教主，将儒家定名为含义复杂的宗教。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一则以五洲众人所发明之精理及有益之制度与其人，使其人享受利益而有以化其恶性，去其习染而得之诈术，然后智与才力不致误用也。
不独教化易成，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因此，康有为的孔教活动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活动，而非单纯的宗教活动。
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有的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导致康有为既得不到儒家内部的保守人士的支持，也得不到由新式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构成的新的知识阶层的支持。孔教大学于1923年9月开学，在成立之后发布的文告中，孔教大学激烈抨击现代教育是以国家的财力来消灭孔教，因此，孔教大学要以拨乱反正为己任。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严复等人便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指出儒家本来就是中国的国教，他们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民意的方式来为孔教的法律地位作证明：今日国体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之所不敢为。他指出：自开办至民元，十数年中……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当今世界除亚洲还有孔子与佛、回之外，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崇信基督教，主要是因为欧洲器艺早精，舟车能驰于域外，这样的物质条件导致基督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四，对religion与教的关系做了辨析。康有为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他从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混乱中，认定政治的危机来自于价值危机，而解决这些价值危机的办法就是回归儒家，手段则是将孔教定为国教。总之，中国本不以宗教为重轻，则国教可不必立，而一言五族共和，则国教尤不可立。
比如犹太人，国灭而教未亡，所以可以复兴，而墨西哥，因文化沦亡，所以只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的后代。这个道学科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宣讲孔子教义改变风俗人心日渐衰败的状况。
它既是儒家教化体系建立的一个必然要求，促成了儒家观念的有效的传播，但是也使得教育体系扁平化，而导致了对其他知识形态的形成和传播的抑制。因此，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学习现代科技知识的新学校体系，成为人们的共识。
不过，现实并没有朝着康有为或者张之洞所设想的方向发展，新的教育体制在容纳新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不断侵蚀着经学的神圣性和生存空间，最终使现代学校成为解构经学意义的场所。且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但是，将儒家之教化看做完全与神道无涉，并不符合实际，儒家传统是兼及人道和神道的复合体系，或者说，包含有现代意义上的信仰和知识。虽然他分析了儒教（人道教）与其他宗教（神道教）的差别，但却并不影响他照搬一般宗教的教会、教规甚至传教方式来建立孔教。欧美之长，切于时用者，莫如物质。张之洞说：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
在康有为的思考中，如果说孔教问题对于他是教化与宗教的纠结，那么科举问题则是知识与信仰的分疏，意味着教育不再单纯是教化的具体化，而是学习知识的重要方面。[2](P346)康有为试图通过分辨儒家的教化与神教之间的区别以突出儒家的理性化色彩。
因此，梁启超说康有为力图成为儒教的马丁·路德。教部主要是管理信仰和教化。
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丙）违背民国之约法。
若此，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行之数年，物质之学渐明，童蒙皆有常识。[6](P307)梁启超接受了当时流行的进化论观点，认为宗教是一种趋于衰落的文化，因此，效仿西方宗教模式来建立孔教是一种东施效颦的行为。
张之洞等人看到，仅仅采取用策论或经济科取代八股文的方式，根本不能扭转人们对于科举的依赖，而且新式学堂必须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否则学生根本没有兴趣学习这些无法提供升迁途径的现代科技知识。无论神道、人道，而其为教则一也。
在新式学堂里，清末新政时期颇为纠葛的西学和中学以什么为主导的争论，也因为废除读经而尘埃落定。另一方面，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内容，其教育目的、手段和方法均与现代科学教育大相径庭。
本文将通过考察康有为推行孔教化和变革传统教育体制两方面来讨论儒家思想为突破困境以适应现代社会所做出的努力。始则为人道学，近数十年来则为国民学，终则为物质学。
而他的所有行动方案的最终依托仍是权力，从戊戌变法时期依赖光绪皇帝到民国时期国教化的努力，这也与现代政治和宗教分离的趋势不相协调。康有为还试图在民国的宪政制度下，积极推行国教化。综合康有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轨迹：最初，康有为是从教化即改恶从善的角度来理解西方宗教的，这可以看做是以中解西。在1903年所写的《官制议》中，康有为明确地区分了教育与宗教。
他的一个设想是将正科与经济岁试合并：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教育部废弃孔教的做法，则是要让中国失去国家认同的基础。
①1913年和1916年两次关于是否在宪法中规定以孔教为国教的争论，并非空穴来风，这里面所包含的问题很多，首先是儒家伦理是否依然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由于康有为试图一揽子解决儒学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一部分人因为他的孔教主张而将其视为拒斥现代政治制度和科学知识的人。
有些议员建议从宪法中删除这一条，理由是：孔子的思想主要是作为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与民国的国体不符合。他在1898年所上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说，八股取士，让人远离典籍，不了解周围的世界，不能适应当下的情势，而中国的割地败兵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